2003年7月27日，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五十周年纪念日。这场震动全球的东亚战争结束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史学家们纷纷著书立说，或回忆，或评论，或叙史，或争议，从未间断。关於这场战争的研究成果，确如汗牛充栋。人们之所以热衷於研究一场战争，而且不厌其烦地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不仅是因为它对1950年代及以後的远东和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制约著中国、美国、大韩民国、朝鲜和苏联等一系列国家的对外政策走向；也不仅是因为引发这场战争的基础，即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依然如故，围绕东亚的危机时常困扰著邻近大国的首脑和半岛南北双方的领导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於，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由於种种条件的限制，时至今日，关於朝鲜战争仍然存在著许多未解之谜，其中既有研究者之间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有尚无法对事实本身做出确切描述的悬案。 研究历史，探索历史事件的谜底，首先应该依靠档案文献。实际上，关於朝鲜战争研究的两次高潮，也正是伴随著历史档案的开放和利用而形成的。 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首先是美国杜鲁门图书馆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朝鲜战争25周年之际召开了一次大型讨论会，出席会议的除一批历史学家外，还有许多当时参与决策的美国军人和政客，如驻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格罗斯(Ernest A. Gross)、杜鲁门(Harry Truman)的特别顾问哈里曼(Harry Truman)、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J. Lawton Collins)、美国驻韩国大使穆乔(John J. Muccio)等。会後编辑出版了《朝鲜战争：25年後的观察》一书，[1]引起了人们对朝鲜战争研究的再次关注和兴趣。与此同时，从60年代起，美国国务院分年分卷陆续出版的《美国外交关系文件》，70年代中期开始公布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特别是在《1950年，第6卷，远东和太平洋》和《1950年，第7卷，朝鲜》中，[2]载有大量的「绝密」、「机密」和「秘密」文件，使人们对战争期间美国的决策内幕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英国外交档案也根据保密30年的规定陆续开放。於是，从70年代後期开始，关於朝鲜战争的研究活动便在英语世界开始升温，出版了一批研究著作，仅1981年便出版了4部颇具影响的专著，西方国家随後掀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朝鲜战争研究热。[3] 然而，严格地讲，对於了解这段历史事实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陆续问世。个中原因就在於，作为战争一方的苏联和中国，其有关战争的历史文献始终隐藏在铁幕背後，直到十几年前，由於中国和俄国历史档案的逐步开放，这些秘密才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第二次研究高潮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延续时间长──直到今天尚有新作不断问世；其二是波及范围广──研究者已经大大超出了英语世界。[4]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此期恰逢朝鲜战争爆发40周年和50周年，吸引了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注意力，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文献不断地披露出来。 1987-1990，年中国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4卷、《彭德怀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和其他一些文献。这些文件集公布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问题的电报、信件、指示、报告等（大约300余件）；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1988年）和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1990年）也引用了大量档案材料。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回忆录、传记和访谈录。[5]此後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周恩来年谱》（1997年）、《周恩来军事文选》（1997年）、《彭德怀年谱》（1998年）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史》（2000年），也发表或使用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中国档案文献。 90年代初，俄国开始大量发表有关朝鲜战争的回忆录和采访录，其中包括在苏联政治避难的前北朝鲜高级领导人，如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Yoo Song-chol)、朝鲜内务省副相姜相镐(Kang Sang-ho)、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Lee Sang Cho)、朝鲜劳动党书记处书记林云(Im Un)等人，以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和了解内情的前苏联外交和军事官员，如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T. F. Shtykov)、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M. S. Kapitsa)、第64防空集团军司令格奥尔基．洛博夫(G. A. Lobov)、担任驻朝军事专家领导工作的格奥尔基．波尔特尼科夫(Georgi Poltnikov)、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的首席顾问瓦伦丁．索济诺夫(Valentin D. Sozinov)等人。有关这些回忆和采访的文章在俄国、韩国和美国的报刊杂志上以不同文字大量刊出。 这一时期，特别在研究者中引起轰动性反应的是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开始大量公诸於世。如果说中国有关的档案文献完全是经过国家有关机构挑选和编辑後公布出来的，那么俄国档案则几乎都是未经编辑加工的原件。虽然刚开始披露的一批文献是政府有关部门挑选的，但以後更大量的档案则完全是学者们直接从档案馆中发掘出来的。无论在其数量上，还是在使用价值上，都是目前中国相关档案无法比拟的。1994年，俄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关於1949-1953年朝鲜半岛问题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史达林与金日成、史达林与毛泽东的会谈纪录，中、苏、朝三国领导人之间以及苏联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往来函电。这些原始档案材料分别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和对外政策档案馆。当时的叶利钦(Boris Yeltsin)总统把其中216件档案（548页）交给了来访的韩国总统金泳三(Kim Young-sam)，[6]不久韩国外交部东欧局就根据这些文件编译出《韩国战争文件摘要》（韩文），随後在香港便出现了这个摘要的中文本。[7] 与此同时，美国独立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专门在俄国档案馆工作数月，又复印了数百页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这批文件的俄文复印件存放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乔治．华盛顿大学格尔曼图书馆的第七层），研究者可以自由使用。威瑟斯比还将收集到的部分档案（约130余件）译成英文，陆续发表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该中心编辑的《冷战国际关系史专案公报》上。[8]此外，俄国学者沃尔科格诺夫、巴加诺夫、托尔库诺夫、曼绍洛夫等人也收集了不少朝鲜战争档案，并通过他们的论文或专著披露出来。[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