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庞大而庄严，从王权诞生之日起就是国王无法抗拒的尊贵象征。从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到，各个早期文明已存在驯养大象的现象，如埃及、亚述、美索不达米亚、中国，以及印度河流域。在这些地方，大象的主要用途是王室祭品和狩猎对象。然而，托马斯·特劳特曼在南亚次大陆发现了特殊的用象制度，这一制度保护了它们的栖息地和种群数量：那就是战象。 自公元前1000年开始，北印度地区开始在战争中使用大象，与步兵、骑兵、战车共同构成了“四军”。大象开始进入人类的文明史，成为国王力量的象征。在此后的3000年中，以恒河流域为起点，战象的足迹逐渐遍布南亚，同时向西传播至波斯、叙利亚、埃及、迦太基、希腊和罗马，向东传播至中南半岛、爪哇岛和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地区。托马斯·特劳特曼追溯了战象的缘起、传播路径和文化遗存，描绘了一幅跨越了3000年的文化图景。 为了维持这个独特的制度，国王必须保护野生大象免受猎人的觊觎，也要保护大象栖息的森林不被砍伐，还要维护与森林民族的关系。因此，国王与大象的关系，实际上是国王、大象、森林和森林民族之间的四角关系——这是一个丰富且复杂的关系网。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文明。 19世纪，随着英国人到来并统治南亚的绝大部分地区，人口数量暴增，猎象成为一项运动。战象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大象的分布范围随之缩小，种群数量也急剧减少。而时至今日，人象矛盾仍然不时出现在新闻中。本书作者指出，人口数量的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取得了灾难性的成功。这一切都在时刻提醒着我们，需要找到方法来保护自己的未来，并在此过程中保护与我们共存的生物的未来。 在跨文化的视角下，作者也没有忘记中国。作者指出，不论是甲骨文中的“象”、青铜器中的“象尊”，亦或是“商人服象”、《明实录》中的占城进贡大象，中国都发展出了丰富的象文化，但独独没有“战象”。作者提出了“土地伦理”的概念，认为中国“农业立国”的思想导致了其与印度的文化差异。